这种平等权的基本结构转化到行政法上就是：行政法律规范为了某种行政任务与目的，会分配、设定、调控公民的法律地位，而这会引起不同主体的不同归类，一方主体法律地位的上升必然意味着另一方主体法律地位的下降，形成优势与劣势的差别，双方主体的利与害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因而可称之为互换利害关系（见图3）。
如2015年、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规定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犯的决定。BVerfG，Uirteil des Ersten Senats vom 16. Febmuar 2023 - 1 BvR 1547/ 19，1 BvR 2634/20 - Rn.（1 -178），htp://www.bverfg，de/e/ m20230216_1bv:154719.html.（abgenfen am 3 Marz 2023）.[9]参见王贵松：《风险行政与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4期，第19页。
《国家安全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该条款就是《宪法》第28条国家安全动态保障的体现。但是宪法也要及时吸收部门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宪法价值的内容。也就是说，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人格尊严条款的效力不仅仅防范国家权力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也防范其他社会领域非理性运作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41]《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中国人大》2020年第22期，第8页。
不计成本地追求绝对安全不仅难以实现，也会阻滞社会的发展。总之，宪法直接与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关联，明确宪法对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要求，可为在该领域开展预防型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预期。二是，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设置，不得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32)所谓拒绝权或抵抗权，通常是指人们所拥有的、在必要时对其国家法律所产生之义务采取不服以及抵抗行为的权利。二、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界定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界定是认识和完善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制度的前提和基础。(27)以行政调查为例，因调查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查清违法事实，因此，行政调查中的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也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因此，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设置需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
例如，为了激发行政相对人主动注射疫苗的积极性，有的地方政府送疫苗上门，有的地方政府对主动注射疫苗的民众提供各种惠民服务……这些都是引导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方式。对于违反协力义务的自然人，其承担的行政处罚一般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训诫罚，或者罚款处罚。
为此，对防治传染病这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公民、社会有关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目前，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第一，不利推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⑨具有法律法规上的明确规定，是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重要特征。
要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避免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沦为道德义务。以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纳税人协力义务为例，纳税人承担协力义务，原则上是对纳税人信息权的一种强制性干预，所以其识别和认定应遵循关联性、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结合前述协力义务的基本构成，具体情形包括：一是，协力义务欠缺实质合法性。越是紧急状态，依法而行、循法而治更应成为基本的要求。
正如台湾学者陈春生所说：增加行政与相对人合作，可以减少因法规范之不确定观念带来法不安定性，同时亦可避免潜在之冲突，降低事后法律争执之可能性。一般认为，仅仅要求行政相对人应当而没有相应的责任规定，不构成法律之上的义务，这也使得行政相对人的协力义务有别于协力负担。
1.合法原则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必须依法设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4条、《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分别规定了国家支持和鼓励行政相对人协助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参与传染病防治。
鉴于此，有必要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审视现有制度的不足，实现其完善发展。例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1991年颁布)第89条明确规定了四种被调查人可以拒绝履行协助调查义务的情形。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结果如果明显对其不利，则有违公平正义。在社会契约的缔结过程中，每个人为寻求一个更大的社会公意的庇护而对自身权利进行一定的让渡，允诺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需对其自由设置必要的限制。例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1991年颁布)第89条之规定。因此，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对协力义务的选择权。
行政法的目的在于高效实现行政目标和任务。(三)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保障1.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法律责任因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必须依法设置，决定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法定性、强制性。
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应当具有可期待性。相对人的协助义务是有限的，若对相对人的义务要求超出了比例原则允许的限度，即当对公民协助义务的要求产生的权利损害大于行政调查所追求的社会利益时，该协助义务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此项义务的设定不应被宪法所认可，相对人就不应再受该义务的约束。
笔者认为，从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可能更能接近和体现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本意因为公职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空间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不利于维系法律与实施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营造以人为本的执法环境，维持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微妙平衡，很容易使履职走向非善意，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⑧法律实效要求人们按照法律规范要求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19)3.中国立法和审判实践中的善意中国法尚未明确规定善意履职原则，但在《宪法》《监察法》《公务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中，已经可以寻找到该原则的规范来源线索。3.执法目标：友好良善履职是否善意是影响法律实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善意履职的目标是友好和良善。(75)善意履职免责制度则可以激励公职人员积极担当作为，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监察委作为调查不良行为主体的实践，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权力可以牟利，所以权力配置不清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积极管辖权冲突。
行政领域的潜规则有时被视为相对于正式规则而言的另类规范，(33)有三个特征：一是显性对此、隐性对彼，即厚此薄彼。因此，《公务员法》对于下级公务员批评建议权的保障和支持尚有改进余地。
除此以外，人民法院还会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原则审视行政行为，在朱晓建诉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23)中，法院认为依法行政、诚信行政是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例如《公务员法》(2018年修订)第13条规定公务员享有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维护和保障公务员的批评建议权，有助于行政机关领导人员改善领导方式，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这是法律实施中的一种善意。
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美国学者举过如何处理K夫人问题的例子：某基层执法人员发现K夫人的房屋出现危险情况，如果刻板地执行规定，不符合他心中的法律良善目的，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忘掉这些特殊情况，果断执行规定，二是向有决定权的上级反映。从正向看，善意履职原则的内涵是：忠实地实施法律，公平公正、尽职尽责。如处理不当，可能使举报人受到最为极端的报复，即便没有这些报复，最终的结果也很可能不符合举报人本来的意愿，这是很难处理的矛盾。
(24)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盱行初字第0004号。其次是诚实，强调不掩饰自己行为的动机。
(68)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范围的授权不够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更倾向于针对机关而非个人，同时，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活动和行政人员的监督也有些畏首畏尾，其监督范围难以扩展到一定职务或职级的公职人员。(53)由此可见，相较于我国常用的培训手段，美国更强调借助自治团体来培育自发性的专业精神。
由此观念引发的现实危害后果是有些地方过分强调政治素质、思想觉悟的重要性，而忽视职业伦理的考核，或者以考绩代替其他考核、以民主评议为主要考核手段，导致公务员把处理人际关系当做头等大事，价值体系出现严重扭曲。(44)这些属性决定了诚信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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